接着通过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唠隋炀帝。昨天讲到了隋炀帝没苦硬吃，对西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巡行，不过就在巡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隋炀帝又来新想法了，他决定带上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商人回朝。他的想法是，只有这些西域人亲眼看到大隋的兴盛，他们才会真正的臣服。问题是怎么展现兴盛呢？于是回国以后，为了彰显国力，隋炀帝就下令进行元宵表演。正月十五，隋炀帝从全国各地召集了10多万艺人，到洛阳进行文艺表演。而且的所有政府官员和首都百姓，都要在这一天穿上华服，集体上街观看，以此来彰显首善之区和隋朝的富足。最后这次演出足足持续了半个月，可以想见，又一次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。
当然不管怎么讲，这一系列作秀，还真是把西域人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们觉得隋朝实在是太繁华了，咱得想办法和隋朝做生意，所以很多人就提出来，想去市场看看。妥了隋炀帝随即下令，让市场里的商人把最好的商品摆出来，整日营业，不准休息。而且你要是做餐饮买卖的，一旦看到胡人，就要主动邀请他们品尝饭菜，而且还不能收钱。胡人要是问天下哪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？就跟他们说，咱们大隋朝物产丰富，喝酒吃饭不要钱。这么一套操作下来，胡人或是什么尼哥，当然是非常的excited，在他们心中，大隋朝那真是天朝上国，不知道繁华到哪里去了，只要说它一句好话，真是要啥给啥，我都想去留学了。
但问题是，这种虚假场面能一直维持下去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时间久了，别说胡人了，傻子也会看出来端倪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就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一个胡商在市场里吃饭，吃完饭要结账，老板就对他说：我们隋朝地大物博，物产丰富，这顿饭不收钱。这位胡商说：是啊，隋朝真的很强盛，文艺表演也好看，饭馆吃饭也不要钱，就连市场里的树上挂的都是精美的绢帛。但很奇怪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路边还有那么多衣衫褴褛，食不果腹的穷苦人呢？为什么不把树上的绢帛给他们穿，不把丰盛的食物给他们吃呢？
所以说隋炀帝的很多想法，初心其实都很好，但是当方案落地的时候，总是忽略底层百姓的感受和利益，最终就导致了一系列不好的后果。修建运河、经营西域都是如此，也给隋朝埋下了很多隐患。但这些还没有让隋朝的统治产生重大的动摇，促使隋朝迅速衰落的是另外一件大事，这就是隋朝和高句丽之间的三次战争。也和过去那些大工程一样，征伐高句丽当然有着足够的理由，要是干成了也必将意义深远，比如说维护宗藩体系、恢复历史疆域，再加上高句丽这群孙子不太老实，一直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眉来眼去，这对大隋朝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威胁。干它肯定是要干的，你要是问我滋不滋瓷，我怎么能不滋瓷呢？
可还是老问题，想法是好的，具体办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不堪入目。比如说为了准备半岛登陆战，隋炀帝下令，征调百姓修建300艘大船，限时只有一个月。这个工期实在是太赶了，老百姓们是昼夜赶工，连续长时间地泡在水里，以至于很多人腰部以下都烂了。一个月之后，300艘大船倒是造好了，可代价是什么呢？被征调的百姓，死亡率超过了30%。当然造船还只是战争准备工作的一个缩影，整体上看，准备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好，而且特别迅速，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，还有更多类似的悲剧，民愤又一次得到积累。当然我们清楚，中国人向来为了一盘大棋是可以隐忍的，但前提是大棋你要下得成。
大业八年即公元612年，隋炀帝御驾亲征，征伐高句丽。开战之前，隋炀帝就下了两条重要命令：首先任何事情都要向他先行禀报，特别是前线将军不得擅自开战。其次每支部队还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受降使，职能就是专门接受敌军投降，而且这位受降使和统军将领平级，如果将领不接受敌人投降，受降使还可以节制他。你看这是多么得幼稚，所谓专业的事情要由专业的人去办，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，还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。战场上风云突变，靠的就是主将的随机应变，现在又要请示皇帝，又要被受降使节制，还怎么发挥主动性，那你还搞什么将军，弄俩太监不就行么？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首先他认为此战必将大获全胜，所以他就害怕将军们把风头抢走，一切英明决策必须都由他隋炀帝作出；而第二道命令，则是因为隋炀帝好慕所谓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虚名。
刚开始战事还算顺利，当年三月份，隋炀帝亲率大军渡过辽河，包围了高句丽的军事重镇辽东城，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。那你接下来就应该趁热打铁一鼓作气，不可沽名学霸王啊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隋炀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想法又冒出来了，他让士兵们在辽东城对面修起一座高18米、方圆8里的城池，叫六合城，而且一夜之间就完工了，试图用这样的方法恐吓敌人，让敌人投降。你看这就叫没苦硬吃闲得蛋疼，力气都用来造墙了，还哪有劲打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高句丽人看到一夜之间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六合城，确实吓了一大跳，但也就是吓了一跳，人家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。
看到这个办法不管用，隋炀帝就下令军队开始进攻干它丫的。但是进攻之前他又下令，一旦高句丽有投降的意思，就要马上停手，并且向他报告。本来是皇帝亲自督战，好几十万人攻打一座小城，这根本没有什么困难，但是有了这道命令就不一样了，将领和士兵们都心有顾忌，放不开。一来二去，辽东城里的高句丽人也看明白了，他们就开始利用这条军令，觉得要守不住的时候就赶快摇白旗，等到隋军退去，他们又重新搭建防御工事，接着和隋军打。就这么反反复复，一直打到六月份，辽东城还没有打下来。给人完全整懵了，你隋炀帝到底是想打还是不想打呢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反倒是把将士们批判一番，说他们作战不力，大家当然很委屈，但谁也不敢忤逆隋炀帝。
而就在围攻辽东期间，隋炀帝又派了另外几支队伍向平壤进军。这支部队也不太顺利，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草不足。按照古代战争的一般规则，士兵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些粮食，但是大部分粮草，还是需要交给专门的部队运送。但是因为长期消耗民力，再加上这次出征规模又很大，确实搞不出来一支专门运粮的部队了。那你看隋炀帝的天才解决方案，还要什么运粮部队？每位士兵都背上100天的口粮，而且下令不准任何人丢弃粮食。但是这么多粮食，你让士兵怎么背？所以士兵们就时不时地偷偷挖坑，把粮食埋进去。这么一搞的结果就是还没走到平壤，士兵们就饿个半死了。
当时负责进攻平壤的主将叫于仲文，为了口粮问题，他真是快愁死了，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高句丽的二号人物乙支文德来投降了。其实乙支文德是诈降，他是想来看看隋军还能坚持多久。其实在出征之前，隋炀帝曾经给于仲文下了一道密旨，说如果乙支文德来投降，一定要给他抓起来，于仲文当然照办了，坚决不能让乙支文德跑回去通风报信。但这件事最后还是没办成，原因就是隋炀帝的第二道命令，受降使有权力节制主将，都是皇帝的命令，让人执行哪一个？这支队伍的受降使叫刘士龙，他坚持说，要善待俘虏，给人关起来算什么，要给人家自由，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大隋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于仲文也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刘士龙的意思把乙支文德给放了，然后这哥们就跑回去了。
乙支文德跑了之后，隋军内部就产生了分歧。很多人都认为，现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粮草严重不足了，而且必有准备，咱们很难打赢，不如撤军。但这个时候，于仲文已经是气得上头了，再加上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，而且他相信虽然粮草不足，但是咱可以边打边补充啊。于是隋军就开始昼夜兼程向平壤进军，结果高句丽搞起了坚壁清野，隋军走了一路是啥也没抢到。一直赶到距离平壤30里的地方才安营扎寨，可是刚一安营，就发现不对。按照原计划，应该有另外一支水军前来接应，但是等来等去，这支部队始终没有出现。其实在此之前，这支水军已经战败了。等到消息传来，士兵们就怨声四起了，军心动摇已经是不可逆转了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乙支文德这个老狐狸又来了。
他开门见山地说，我知道你们没粮食了，也根本无法出战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先撤军，我们随后就派人对隋朝表示臣服，去朝见你们的皇帝，这样你们的目的不也达到了吗？隋军将士一听，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啊，非常得excited，这下妥了终于不用打仗了，而且还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，于是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方案，快速退兵。但乙支文德的承诺都是谎言，就在隋军回撤途中，高句丽的军队就追上来了。隋兵还哪有心思和力气打仗，那是溃不成军，一天一夜就败退了数百里，到最后清点人数时，三十万大军只剩两千多人。损失这么大，隋炀帝也真是干不下去了。于是在当年七月份，隋炀帝下令停止攻击，全军回撤，轰轰烈烈的御驾亲征就这样草草收尾，完全就是一场闹剧。
隋炀帝当然很不甘心，于是紧接着大业九年，它再次御驾亲征，发动了对高句丽的第二次战争。隋炀帝的理由也很充分，就是第一次打败了，不仅让隋朝的国际地位下降，还使得国内出现了很多怨言，所以隋朝急需一场胜利来稳固局势。这一次出征，原本形势一片大好，但是就在隋军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，隋朝突然后院起火，大将杨玄感在河南起兵造反了。隋炀帝没办法，只好停下进攻的脚步，回去处理杨玄感。起义很快被平定，但却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，一是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，隋朝的统治出现了瓦解的趋势，二就是隋炀帝的威望进一步下降。怎么办？为了挽救局势，隋炀帝那是力排众议，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，结果虽然是胜利了，但却是惨胜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最后多年的征战和繁重的徭役，让隋朝彻底土崩瓦解，隋炀帝本人也惨死于江南。
总而言之通过《资治通鉴》我们可以看到，隋炀帝自即位以后，有很多高瞻远瞩的设想，但是用心太急，想让所有愿望都在短时间内实现，结果就是一个也没实现。不仅如此，每一个宏大辉煌的愿望，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，那还有多少劳动力去种地呢？劳动人口的稀缺就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衰退，而为了挽救衰退，隋炀帝就不断推行更宏大更辉煌的举措，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，最终引爆了社会矛盾。
有人说隋炀帝是战略上的天才，执行上的蠢材。对于这种说法，我向来是不认同的，因为这么去讲，仿佛有一个隐含意思，就是说在战略上，隋炀帝还是一个合格的皇帝，但我想做一个战略上的天才，哪怕是规划一盘大棋，这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哪一个不是如此？每一个在战略上，都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可是反过来，在战术上不做一个蠢材，这却是极难的。所以我想，不只是评判皇帝，哪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，战略上是否是一个天才，都不能作为评价标准。人们常说，失败者总是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我倒是觉得，只要不是违法乱纪或是特别的走极端，战略也没什么对和错、好和坏，各行各业、各个赛道都有人在做，也都有做得好的。所以真实情况可能是，失败者总是用战略上廉价的正确，去掩盖战术上的懒惰、无能和大错特错。
